如何从八字看帅才(八字标准给考生的颜值打分)

八字标准给考生的颜值打分 趣谈清代科举“大挑”制度

晚清《点石斋画报》所登《南闱放榜图》

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以来,一直是历代王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之一,除了考试形式及内容之外,一千四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。然而,清代中后期却诞生了一个科举正途之外的新制度——“大挑”。

“大挑”本是河务建设的术语,意思是疏浚河道的壅塞,使之畅通。科举“大挑”制度的本意,也是为落第的举子开辟另一条出路。这一制度内容很简单:科举中参加会试不中的举人,参加朝廷统一举办的“大挑”,被挑中者可以担任县令、教职等职。

既然不再以考试成绩论英雄,那“大挑”制度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?这个标准,说出来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,那便是“以貌取人”。

一雍乾时设立照顾落榜举子

清朝康熙、雍正以来,由于国力日渐强盛、社会越来越稳定、人口越来越多,考中举人者也越来越多。但从举人到进士的竞争,存在着近90%的淘汰率。乾隆皇帝曾经估算过,十年中朝廷选取举人五千余人,而考中进士得授官职者,才有五百余人。年复一年,在民间积压的举人队伍愈发庞大,难免会有人心生怨言。而且,从人才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,也是极大的浪费。

清朝初期的政治颇有生气,经常对一些制度做出尝试改革,而科举“大挑”的源头就是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孕育发展的。雍正帝即位之初,边远省份的一些县令出缺后,部选官员从考核、诠选、确定再到赴边上任,要经过一套复杂漫长的程序。但是,地方县令又是极为重要的职位,不能长时间空缺,于是当时例行的办法是由当时督抚选其他吏员署理(代理)。

然而,雍正帝认为,这样选官体现的不是朝廷意志。谁能保证督抚们能做到公正无私、不因私废公呢?而且,每年有那么多的落第举子,既有空缺,何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?于是,雍正帝下令,不必等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考再选新进士去补县令之缺,而是直接从往科落第的举子中挑选人才去署理缺位。如果工作完成得好,经督抚保荐,还可以转正。

这种做法具有偶然性,一般是缺位较多时,才会集中挑举人,并未形成制度。然而,到乾隆十七年(1752年)时,因举人壅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朝廷便总结了雍正朝的做法,形成了固定的“大挑”制度。

乾隆帝起初害怕这个口子一开,对通过正规渠道考中的进士会造成不良影响,于是定了一些限制条件:其一,“大挑”不能泛滥化,每六年才举行一次;其二,不鼓励举子以“大挑”为正规出路,只有连续参加过最近四次以上会试(累计十二年)不中的人,才能参加“大挑”。至嘉庆朝,“大挑”改为每十二年一次,连续三科未中进士者可参加,此后形成定制。

总体而言,清朝所设计的这个“大挑”制度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,既开口子,又不过滥,让辛辛苦苦抢过独木桥的进士们不会抱怨,也让屡考不中的老举人们有个奔头。

二偏好国字脸中等身材

但是,好的制度设计并不一定导致好的结果。“大挑”制度想法不错,付诸实践后却没有达到多好的效果。其问题根源,就出在选拔标准上。

“大挑”制度如何实行?在这一次“补选”中,举子并不需要重新考一遍试,既不用写文章,也不考策略实务,而是只看年龄、面相、身材。简单说,就是以貌取人。

为什么会这么定原则呢?

其一,基层的县令、学政,需要官员有较强的实干能力,对学术、文章等能力需求不高。举人本身屡经大考,文章基本水平已经有了,不需要再过度考核。

其二,基层官员日常与百姓打交道,亲民性强,相貌气质好一些,利于绥抚百姓、安辑地方。

这种判定方法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唐代选官的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标准,含有一定合理因素。嘉庆皇帝就曾说过:“一等为州县求父母,二等为学官取师长,年太轻恐不晓事,年太老恐不任事,先取强状,后取人品。”所谓人品,就是相貌、身体等外在条件。

大挑的具体程序是,由皇帝指派宗室王爷,协同几位大学士、重臣,在内阁进行现场挑选。候选举人每二十人一批,进内阁后,由王大臣现场观察决定。

选拔流程非常快捷,也就一盏茶的工夫。王大臣考察后,当场就要发布最终结果。发布名单也有讲究,先点三个举子为一等,一等就是实授县令。然后再点八人,称作“跳八仙”,这八人是被淘汰的。为何叫“跳八仙”?因为点一个名,就意味着那人要打道回府,被点中者难免心惊肉跳,故有此戏称。

剩下的九个人就不再一一点名,统统定为二等。二等举子不像一等很快就能授官,要经过吏部的统一选发,有一定候补期,候任的官缺大多是学政一类教职。

与考中进士者一样,“大挑”选中的举子,也要进皇宫朝见皇帝,既表示皇恩浩荡,也是为面试选人把最后一道关。不过显然清朝皇帝们对这种小事并不怎么在意,召见了几次之后,人太多太繁,便改为只接见被挑为一等举子。据道光时参加过大挑的举人段光清记录,“一等须至圆明园引见。”这一做法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。

虽然是“以貌取人”,当然也不能全凭个人喜好。清代“大挑”有一套不成文的八字标准:同、田、贯、日、身、甲、气、由。即把人的身材、面相用几个字形象地分类。

同、田,都是指方脸,类似于今人所称“国字脸”,相貌端正、威严,是上等身材相貌;贯、日则是中等身材,贯指头大身长而直,日即身材适中较匀称;身、甲、气、由则是下等样貌,身是指整体斜,甲是指头大身小,气是两肩不平,由则是头小身大。

俗话说,相由心生。一个人的面容,有时确实和人品、性格有一定关系,但这种关系绝非固定,偶然性极大,而且反例也特别多。像潘岳、卫玠之类的美男子,并非当时最杰出的俊逸之才,飞将军李广“恂恂如鄙人”,却是名震匈奴的一代名将。所以按照相貌身材来判定人的品级,肯定是不客观的。

正因为这套“以貌取人”的荒唐标准,“大挑”制度从诞生之时起,就连续不断地制造笑料。

三落选者发愤读书考中进士成名臣

乾隆时,有一位叫恽(yùn)敷的举人参加大挑,相貌中庸平常,大概属于可挑可不挑的类型。主持大挑的某大臣看到其名字,读作挥敷,恽敷便大声纠止,说:“我姓恽而非挥。”该大臣当场下不来台,怒而将恽敷淘汰。后来恽敷再次参加“大挑”,主持官员文化水平很高,一见这个名字,就说这位举人大概是南田先生的后人。“南田先生”是清初的书画家恽南田,借此典故,之前落选的恽敷居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个一等。

在“大挑”中,身材相貌好的也不一定能得一等。光绪年间,陕西米脂人高照煦参加大挑,对自己的身材相貌很自信,自认为绝对能拿一等。结果他抽签时,抽中了最后一组,只有十三人候选。按规定,十三人只能挑一个一等的。主持的官员们慎重起见,对十三个人反复考察,最终宣布高照煦被定为二等。可怜高照煦一辈子就只在教职的清水衙门上来回打转转。

高照煦的遭遇绝非孤例。据《归里清谭》中记载,一位山东举人,身材高大雄壮,时人称其为“曹交再世”(曹交是《孟子》中记载的人物,身长九尺四寸)。这位举人信心满满去参加“大挑”,结果落选了,他气愤不过,等主持大挑的王爷大臣们事毕回府时,当街拦轿喊冤,找王爷要说法。王爷无法应对,干脆大喊:“我挑命也!”意思是说你就算长得再好,可惜命里没有官运。壮汉举子一时默然,无话可说。

至于相貌丑的人,自知条件不够,便会想到行贿赂之事。嘉庆皇帝回忆其作皇子时,有一次主持“大挑”,竟有人给他递条子,请挑某某举人为一等。嘉庆帝非常生气,刻意将请托之人淘汰。嘉庆对科场舞弊之事深为痛恨,即位之后回忆起此事,仍然愤愤不平,说:“并闻从前大挑,有豫先私许银数封贮,于挑得后凭票交兑者,士论沸腾,去取未能允协。”(事见《清仁宗实录》嘉庆六年三月条)但贪贿之风不是皇帝痛恨一下就能解决的,官员们并不像嘉庆这么以国事为重,遇到请托,难保不为其曲法寻私。

道光年间,有位江苏举子汪叔明,相貌丑陋,参加“大挑”时却被某宗室王爷列为二等。就在王爷宣布完结果,举子们转身退堂时,该王爷看见同座大臣手中拿着一把很考究的折扇,扇上的画、题字都非常精美。王爷连连称赞,该大臣不失时机地说,此画、此字的作者,就是刚才那位汪叔明。王爷说道:“他相貌凶恶,我以为他当县令必定严苛,没想到是位风雅之士。”于是现场将汪叔明由二等改为一等。在“大挑”这一关键时刻,官员居然正好拿着举子的作品,说汪叔明没有提前做手脚,恐怕很难令人相信。

晚清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,阎敬铭为人状貌短小,双眼一高一低,长得甚是丑陋。参加“大挑”时,主持的某亲王高喊:“阎敬铭先起去!”阎敬铭深受其辱,回去后发愤读书,居然考中进士,当了翰林,后来做到光绪朝的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,能力为中外钦敬。湘军名宿胡林翼曾赞其:“气貌不扬,而心雄万夫。综覆名实,居心正大。”

总体而言,“大挑”制度当时确实解决了一些举人的出路问题,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士人萌乱的社会隐患。但这个杯水车薪的小小制度,因其设计本就有问题,故而实行没多久,便被清朝化入肌骨的腐败之风带到沟里,成了落后制度的一个现实写照。

来源北京晚报

作者陈峰韬

流程编辑:王梦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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